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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要以青年学生之优长,武大的青年学生一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日期: 2019-10-25 11:59 浏览次数 : 137

80年前,17岁的马可放下试管和烧杯,和同伴们成立“怒吼”歌咏队,决心以音乐启迪民众抗战救国。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民主与“夫国之强强于学”的科学奏成一个时代的交响,经历五四洗礼、承继五四精神的先生们,以青年之优长,在民族存亡之秋,于艰苦卓绝之中,以音乐、豫剧、科学等诸多方面的开拓,传递了曾经家国多难的烙印,也抒发了对幸福中国刻骨铭心的向往。至今,风范永存,策我前进。

作者:涂上飙

怒吼狮吼文艺救国实验室走出了民乐大师

武大的青年学生一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侵略军在中华大地横行时,他们再次以自己的英雄行为谱写了一曲曲抗日救亡的壮歌。

“那是个充满激情与纯净的年代,我们以五四为契机去回味,以自己的方式来继承。”5月3日下午,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的师生们排演不辍,马可音乐会执行导演、河南大学艺术学院专业老师李玉昆忙得嗓音透着疲惫,他们要力求今年5月7日、8日两天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举行的马可音乐会还原曾经怒吼的那个时代,展现激昂的这个时代。

救亡活动的先声

“他是伴着‘五四’的孕育和呐喊而生的。”对于这位五四运动的学生、现代民乐的先生的经历,李玉昆如数家珍。

1931年9月18日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的妥协退让,东北迅速沦陷。

1935年,17岁的马可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考入了抗战烽火前仍然办学的国立河南大学化学系,立志成为像门捷列夫、诺贝尔那样的化学家。但是,日寇的入侵、民族危亡之秋,没有一张书桌可以安坐。“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开封万名学生集体“卧轨请愿”。参与了这次尝试后,马可痛定思痛,决心要以青年学生之优长,以歌唱、演剧等为“武器”,号召民众投入抗战。

一向具有爱国传统的武大青年学生,纷纷行动起来,他们强烈要求校务委员会打电报给南京国民党中央,敦促国联依照制裁公约,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10月2日,武大学生成立了武大抗日救国会,决定出版抗日刊物,进行抗日宣传,组织“义勇军”从事实际的救亡运动。会后不久,武大500名师生到国民党武汉行营请愿,要求发给武器,以备抗日。1932年9月,他们签名发誓,坚拒购买日货,还开展了募捐活动。1931至1933年,他们共募捐现款3600元,棉背心1016件,毛巾1300条。

放下了烧杯和试管的他东奔西走,带领河南大学众多爱国学子建立起了一支名为“怒吼”的抗战救亡歌咏队,成为中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1937年,他的学长——“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1919年进入河南大学的前身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攻读教育学)也成立了狮吼剧团,取东方雄狮警醒怒吼之意。在弃“学”从艺觉醒民众上,马可得到了学长的真传,而相对于樊粹庭横亘从“五四”到抗战“转专业”用的十多年,马可的蜕变只用了两年,“大时代和‘五四’的影响,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李玉昆如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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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怒吼”和“狮吼”活跃于民众之时,着名音乐家冼星海率领的“救亡演剧二队”和贺绿汀等率领的“救亡演剧一队”,来到开封巡演,暂住河南大学。马可如遇甘霖,把自己初学创作的《牙牙集》和《老百姓战歌》两本歌曲集交给冼星海手中,冼星海不仅亲自修改了《保卫我们的平津》等作品,还为《老百姓战歌》写了序言,称赞马可的歌曲是“极力趋向大众化、民族化的新形式”。1937年,马可在冼星海的推荐下,随革命抗战演剧队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一路随抗战辗转,高歌不辍,这期间创作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南泥湾》、《夫妻识字》、《我们是民主青年》、《吕梁山大合唱》、《陕北组曲》等400多首歌曲,他的作品被传唱至全国各地。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学生们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为了团结起来,学生陈宽、叶君健、李厚生(李锐)、郭佩珊、石秀夫、魏泽同、曾昭正等组织了各种同乡会、读书会。他们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以及《救国时报》、《大众生活》、《大众哲学》、《世界知识》等。他们为救亡而展开的各种活动,为“一二九”运动在武汉的展开,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信仰开花青年救国组织掀起抗战高潮

危急时的呐喊

救国“怒吼”如火如荼,信仰之花也已然开放。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地下工作的邓拓,比马可早一年来到河南大学,插班就读于法学院经济系。就学期间,邓拓共出版、发表了一本专着和近10篇论文。其中《中国救荒史》一书是国内首部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中国历代灾荒实况和救治理论政策的专着。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一再退让,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向华北进逼。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救亡运动。

王学春回忆称,“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在邓拓等同学的积极串联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封队部,深入各校读书、讲演、座谈,不仅吸引了大批进步学生,还吸收了各行各业的救国之士,邓拓被推选为总支队长,“民先”成为开封爱国救亡的又一面大旗,推动河南的抗战达到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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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邓拓和中共北方局派驻开封的刘子厚奔走努力,让开封“民先”与北平“民先”取得了直接联系。后来,邓拓掩护刘子厚躲过军统特务“蓝衣社”的搜查离开开封,而邓拓也因为一系列的进步活动被“蓝衣社”注意。

消息传来,武大的青年学生也纷纷行动起来,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工学院机械系学生李厚生,收到一封从北平辅仁大学寄来关于“一二九”运动情况通报的信,立即将信写成大字报公布于众。大字报贴在文学院(现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墙上。在旁边挂上一把菜刀,旁边贴着纸条:“撕掉者以汉奸论处!”。12月17日,李厚生、郭佩珊、石秀夫等以工学院机械系二年级全体学生的名义,向教师发去信函,希望能够联手教师共同抗日。

1937年6月下旬,特务围堵河南大学七号楼的四个出口,邓拓在考完最后一门功课走出北门时被押在了地板上,这是他在上海因参加广州起义纪念活动被捕之后的第二次入狱。

在武大青年抗日活动的影响下,武汉各校的青年学生们联合起来,达成成立共同抗日组织统一领导全市学生运动的共识。 12月17日 ,武汉大学、私立华中大学等53所学校共120余名代表,在私立华中大学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正式成立了“武江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并决定12月20日举行三镇学生联合大游行,到汉口日租界去示威。武汉大学此时实际负责游行工作的是李厚生、郭佩珊、潘乃滨等人。他们安排李声震、魏同泽等人去汉口做准备,迎接从武昌游行过来的学生。李厚生将自己的床单、被单做成袖章、横幅,等待游行的开始。

当时,全面抗战民情高涨,国共合作成为定局。在河南三年充分表现出领导才能的邓拓很快被释放,并辗转到敌后根据地五台山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2月20日凌晨6时,在李厚生、王前、汤钦训、潘基质、林祥威、张中翦等人的带领下,武汉大学学生们乘民船到达汉口的江汉关。由于宪兵、警察的阻拦,三镇学生未能汇合。21日学生请愿使用轮渡,湖北省政府迫于压力答应。22日,三镇学生经过几番周折终于会合,便立即展开游行,为23日的大规模游行奠定了基础。23日,武昌各校的学生8000余人,迅速从汉阳门码头分乘四轮到达王家巷码头与等待在这里的汉口一万余人会合。然后沿交通路、江汉路行进,到三民路孙中山像前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市民大会。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学生队伍很快到达租界,高呼口号:“打倒倭寇!”“日本鬼子滚回去!”表达了学生们不畏强敌,誓死爱国的决心。

由学生到民众的对青年的全面动员,正与中共中央的决策一致。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要求把共青团由无产阶级先进青年组织改造成为抗日青年的群众组织。全面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普遍建立了青年救国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共青团组织逐步被一些形式、名称多样的青年救国组织所取代,并承担起带领这些地区青年开展抗日工作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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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国之强强于学先生精神历久弥新

救亡运动的曲折

五四运动前,河南教育极其落后,三千万人口的大省竟然没有一所大学,有些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仅有一所小学。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教育界的先进人士,以民主、科学为武器,发出教育改革的呼声。一时间,“开眼看世界”风吹中原,“德先生”、“赛先生”并肩育人,连在安阳、信阳等地的中小学都开始重视理化教学和新式图书阅览室建设。一些知名大家更在这一时期属意于河南、发芽于河南。

日益高涨的武汉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者的不安,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控制学生运动的发展。于是,学校里有了复兴社分子、CC分子的活动身影。因此,直至“七七”事变爆发,武大学生运动进入了曲折发展阶段。

星空太浩瀚,王学春更愿意用两个小故事来表达当时河南学界活跃而有魄力的科学精神。1929年,着名细胞遗传学家李先闻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历任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大学农学教授之后,来到河南大学农学院。他来提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条件,比如要建立一个实验室养狗,还要公母各半,总务长摸不着头脑:“一个大教授咋要这些东西?”校长却催促:“这是科学,快去办!”王学春表示,就是这个实验室,得出条件反射的结论比俄国的巴甫洛夫还要早。

然而,学生们的革命活动仍在继续。进步学生成立了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王前选为总干事,李厚生、石秀夫、潘乃滨、魏同泽、李汝俊、谢文耀等选为干事,继续领导学生运动。之后,李厚生主编出版了会刊《救中国》。同时成立了战时经济、国防化学、救亡教育、中日问题、军事无线电等各种研究会,聘请相关领域教授指导。

1929年游历到开封正拍摄着铁塔的画家陶冷月,发现了公园墙这边还有一所大学,很快这个画作以黄金多少两来卖的大师就受聘河南中山大学美术讲座。而仅仅这个美术讲座,就带动起学校成立学生组织,培养了于安澜等一批“跨界”也能“红”的画史学者。

为了进一步扩大救亡运动的影响,武大学生救国会决定开展更广泛的宣传活动,走进工厂、农村。1936年4月1日,有武大学生参与的“武汉学联扩大宣传团”,向鄂城葛店镇进发,一路向村民宣讲国家形势,还在街头村尾张贴标语,举行通俗易懂的演唱会,使沉寂的乡村出现了生机。他们在葛店活动一周后返回。葛店宣传周活动,引起了政府的恐惧。4月8日,湖北省政府和武江警备司令部通令,要武汉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带领该校学联代表前来华中大学开会。会议强令解散武汉市学联,从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从此,武汉学联转入地下。

中国第一位航空机械学工程师刘敬宜、河南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李燕亭、“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中国考古学泰斗石璋如、尹达等一大批学者或经历五四洗礼、或延续五四精神,成为一个又一个时代青年中国说的见证者。

正在此时,中国共产党派人前来领导武汉学运,使遭受挫折的武汉学运又活跃起来。

马可曾经亲手写下:“在这大时代里:不怨天,不求人,更别说‘我正在跟人学习’。为什么不让人跟我们学习?是汉子,就该自己创造自己!”1966年的春天,年近50岁的马可,依然选择在北京高等院校运动会上,和一群20来岁的大学生同场竞技万米长跑赛。而现在的河南大学合唱队的大学生们正在延续着先生们的精神,李玉昆表示:“它可以延续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学子对国家的责任。”

澳门新葡亰娱乐场 ,为了迎接新的战斗,1936年上半年,武汉大学的一批学生又秘密进行了组织,李厚生、郭佩珊、石秀夫、谢文耀、刘西尧(刘锡尧)等人,组织成立了“九·一八公社”,由郭佩珊、李汝俊负责。1936年秋天,朱九思、万国瑞、姚树森等考入武汉大学,壮大了革命队伍。9月,武汉大学青年救国团在化学系实验室秘密成立,青年教师刘彝凉、蒋文骥、唐世博及学生李厚生、郭佩珊、石秀夫等参加会议。郭佩珊、谢文耀、魏泽同、姚树森被选为负责人。青年救国团的成立,为武大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群众、思想及组织基础。

绕坛红杏味长醇,旧时红烛犹照人。与五四运动同岁的河南大学六号楼,曾经是河南大学最早的中西合璧的建筑,曾经是河南第一个图书馆所在地,曾经是李大钊向学生们慷慨发表演说的地方。现在,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这里成为青年中国说的一个精神缩影,依然有学生们穿梭于此,为学识而搏击、为社稷而努力。

青年救国团成立后,首先要求改选学生救国会,以补充新的血液。经过姚树森、李厚生等人的活动。经过选举,学生救国会的十几位干事,大部分为青年救国团成员。祝映璜、郭佩珊被选为总干事。

学生救国会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的不安。它们不断派人在校内寻衅滋事。1936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张公甫来校插班,经常对学生救国会的同学进行挑衅。一次,张公甫与学生救国会的干事鲍光华因政见不同,发生争执,鲍光华因人高马大将张公甫痛打了一顿。国民党政府借题发挥,要求严惩打人学生。迫于压力,王星拱校长不得不将鲍光华开除。

为使救亡运动持久深入,武大学生救国会组织了时事座谈会、歌咏队、话剧团等学生组织。李厚生主编的《救亡壁报》,内容短小精悍、丰富多彩。潘乃斌、钱祝华主编的《武大学生》由生活书店公开出版。歌咏队在理学院的阶梯教室唱响一首首救亡之歌,其中《五月的鲜花》最为动人。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战斗不歇。如今的东北沦亡了七年,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煎熬,失掉自由更失掉饭碗,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怒恨,我们期待着一声怒吼,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齐挥动拳头。震天的吼声惊起不幸的一群,一起挥动拳头。”

1936年11月,武汉秘密学联在中共武汉临时工委的领导下成立。武汉大学的李厚生、万国瑞参加会议,李厚生还主持了会议。会议决定出版秘密刊物《武汉学联》,李厚生、万国瑞负责该项工作。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1周年,武大的学生在学生饭厅举行了纪念活动,魏泽同主持会议,郭佩珊作了武大学生救国会的工作报告。其他学生也份份上台演讲,宣传抗日。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武大的学生公开予以庆祝,李厚生、潘乃斌主编的《救亡壁报》,及时报道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

全面抗战后的奋斗

“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武大的青年学生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8日,武大学生救国团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和平已经绝望,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不久,成立了“抗日问题研究会”。9月,董必武、郭述申、陶铸等来到武汉。10月,他们以武大“青年救国团”“抗日救国会”为基础,发展了刘西尧、朱九思、潘乃斌等一批同学加入共产党。

1937年12月28日,青年救国团在武昌成立,武汉大学早在1936年就建立了武汉大学青年救国团,这时成为青教团的一个分团。郭佩珊、朱九思参加了成立大会。谢文耀成为青年救国团训练部门负责人。1938年3月25日,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汉口中山路总商会大礼堂开幕,武汉大学学生抗敌后援会、武大抗研会两个单位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周恩来、董必武、陈诚、冯玉祥等国共要人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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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军步步向武汉逼近的时候,武大的不少学生纷纷奔赴抗日的各个战场。1937年,周继颐、汤钦训、朱九思入党后去了延安。1937年12月,潘乃斌、王晓云、聂之俊、谢文耀、鲍光宗、顾大椿等去了陶铸在应城汤池创办的训练班学习。刘西尧、李声振、曹诚一等去了方毅在黄安七里坪创办的训练班学习。李汝俊、郭佩珊先后去上海寻找党组织,万国瑞、李厚生先后去了北平寻找党组织。

纵观武大青年学生们的上述活动,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先锋和主力军的作用,对于唤醒民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前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应为后人铭记和弘扬。

(供图:涂上飚 编辑:严航)